劉曉波出生在1955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他還屬於比較年輕的一輩，沒有直接參與到當時推動改革的思想解放那些活動當中去。他是文化革命以後恢復高考上的大學。那時他已經在農村插隊了幾年，也曾經跟隨父母到別處下放。他在1982年從吉林大學畢業之後，才進入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專業，連續念了碩士和博士。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回頭看大陸1980年代很多非常熱烈的文化討論，像有些朋友回憶八十年代北京很多文化圈子，他其實都沒有參與。他碩士畢業後，就開始在北師大留校教書，然後念博士，做他的博士論文，還是文藝理論專業。

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劉曉波是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一個受益者。他接受了當時所有這些激盪之後，在有關文學的思潮經過那些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人性論」之後，已經相對來說落潮的時候，他出來重新攻擊中國大陸內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老一代學者的美學理論。所以到1988年他博士畢業的時候，文學界都在驚呼，包括思想界都在說，劉曉波是一匹黑馬。因為他從外地進京，他沒有參與八十年代很多圈子也沒有加入任何叢書編委會，當文學角度探討思想變革的進路已經比較削弱的時候，他又重新挑起一輪論爭。很多人包括他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的成員，一些老一代的教授等等的，當時都覺得讓他過關可能會有困難。所以在這一級別裡也產生過很多爭論。他確實是很特別的。

他那個年代在中國大陸念博士學位，但是剛拿到博士學位以後，就接到海外的邀請，從1988年的夏天到1989年的夏天他在瑞典和美國訪問一年，那年冬天他在夏威夷大學待了三個月以後，從89年的3月到5月底應該都是在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但這個時候學潮爆發，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學潮。4月27號發生了共產黨執政有史以來最大的民眾自發的抗議遊行，劉曉波覺得這個時候不能再坐而論道了，所以他就從哥倫比亞大學提前返回北京，在學生開始絕食之前他已經到了北京。我就是在那個時候，在絕食學生正要走向廣場之前的那幾個小時認識他的。

這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他另一個最主要的行為，就是六四之前，在6月2日到6月4日鎮壓開始之間發起的四君子絕食。這四君子是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其中侯德健是很有名的歌手，另外三個人在當時大陸的學界來說，那劉曉波就是一位領頭的人物。在當時所有的和學院學術有瓜葛，又參與了學運的知識份子當中，劉曉波是直接認同於學生的。他雖然是知識份子的身份，仍然直接加入，這是和當時很多八十年代活躍的知識份子不同的。因為這個絕食，鎮壓時他不但守在廣場，而且主動出面和戒嚴部隊交涉，要求軍隊讓廣場上的學生和平撤離。

之後，曉波進入另一輪尷尬的角色，因為八九鎮壓之後他被抓起來，當局給所有的人都施加壓力，其中他是所有被抓的人，包括一直嚴厲批評學生的戴晴在內，唯一一位被當局錄影，對著電視鏡頭說：我沒有看到有人在天安門廣場死去。在當時還很激憤的知識層裡面，這句話引起很大反感，都是說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說這種話。那時在北師大的食堂，他的家人去買飯都會受到別人白眼，就是說認為他的做法是出賣學生。在他自己來說，這其實是說：他確實沒有親眼看到，廣場那麼大，當時又那麼黑，他本人確實沒有看到。結果，他1991年被釋放以後曾經在知識界處於非常孤立的狀態。

這之後當局本來應該對他很放心，可是六四鎮壓之後，由於外商撤資，整個大陸經濟非常困窘。儘管有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還是只能依賴華僑依賴台資，每年都要拼命爭取美國國會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當局為了改善形象，當時不但釋放了劉曉波，而且王丹、魏京生這樣的重大政治犯在1993到1994年間全都假釋了。但是釋放之後當局才發現劉曉波並沒有改變他的立場。這幾位重獲自由的人又聚到一起發佈人權宣言等等聲明和文件。這樣一年多以後，魏京生和王丹又被抓起來，而且被判重刑。曉波在1995年被監視居住半年。後來又因為參與別的聯署再次被抓，從1996年到1999年被勞教三年。我以為這就是他的立場，當局一直沒有充分認識到，就是說在努力說實話的立場方面，他並沒有和當局妥協。

被勞教的三年裡，曉波有幸有劉霞堅持與他站在一起，看望他，也為他帶去各種書籍。1999年勞教期滿釋放之後，他用筆名和王朔合作出了一本書，一方面解決生活來源，另一方面重新論述很多他在1980年代末提出的文學美學哲學等方面的問題，顯示了他仍希望能回到一個可以言說的知識份子環境。但這時他對六四鎮壓也有了更多反思，轉向思考那些受難者和關懷六四難屬，尤其是後來他接替擔任中文獨立筆會第一任會長的劉賓雁先生，連續兩屆擔任中文獨立筆會的會長，這樣當局就很不滿意了。這些年裡，曉波一直沒有停止寫作，據統計一共寫了有九百多篇詩文。

〈零八憲章〉的起草是在他從中文獨立筆會會長的位置退下之後。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之後，很多知識份子都在思考，如果說2003年發生過非典，又有孫志剛事件等等發言的機會，好像是我們有了一個「維權年」；可是之後又倒退了。然後又有過一些進展，又有倒退。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定位，怎麼樣繼續爭取？這樣就開始考慮〈零八憲章〉，起草修改用了整整一年。其中一個基本的立場出發點就是要以憲政改革為先，而且他們把眼光放到了現在很多台灣報刊也在準備專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他們起草〈零八憲章〉的時候已經在回頭看百年來的憲政之路。

但是起草〈零八憲章〉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是，他們一方面希望簽署人都是以個人身份加入，不要做成一個組織，也不要做成政黨；另一方面又想要盡可能地包容更多意見。為什麼起草的過程會延續了一年呢？因為有的人要加入這個意見，有的人要加入那個意見。其實從劉曉波這些年的政論寫作上看，〈零八憲章〉和他以往的寫作風格非常不一樣。他的政論常常是一個觀念很容易就鋪陳到至少兩三頁；這一次他是盡量爭取共識，所以陳述都很簡明，而且因為要盡量包容，還在這個過程當中失去了很多原來希望能夠參與簽署的人，包括像秦暉這樣知識界的人士，因為不同意其中的某些說法，最後沒有加入簽名。

在這個來回定奪辭句的過程當中，中共政府已經注意到這個事情了。所以最後決定在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六十週年〈零八憲章〉正式發佈之前，12月8日中共當局就把劉曉波抓走了。中共把劉曉波關押了一年，審判前不久還在申請延長羈押兩個月，然後就是突然集中在西方的耶誕節期間處理，完成宣判。那麼我們怎樣看這個事情呢？我覺得一個最主要的值得大家警惕的是，中共現在的一個手法是，他要控制所有的言說，無論是外國政府還是本國人民，你是說公民也好法律也好，沒有關係他都可以跟著你使用類似辭彙，可是在所有的言說裡面他都強調他有自己的中國特色，就是說，接受你們這招，可是都用中國特色重新解釋。這就成了對我們的最大挑戰。這個政府變成說不對你們做任何承諾，尤其是不對任何人做原則上的承諾，任何他可以採用的言說，最後都要加上一個中國特色，這就給所有的其他人都提出了一個挑戰：如果他不在原則立場上做承諾的話，我們怎樣才有可能對這樣的一個政府施加壓力？

1998年1月13日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紀念左拉（Emile Zola）〈我控訴〉發表一百周年講話中指出：「左拉的文章在我們集體的記憶中成爲『人性良心的一刹那』」。當得知2009年12月25日中國司法機構以顛覆國家罪重判劉曉波先生十一年徒刑，立即在心中激起三個字：〈我控訴〉！在此，引用左拉在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事件中講過的三句話，來表達我的所感、所思和期待。

第一句，左拉說：「那份起訴書多麽膚淺！一個人有可能因爲它而被判有罪嗎？如此惡劣著實令人震驚，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閱讀它：當他們想到德雷福斯因爲它而在魔鬼島付出不相稱的代價時，他們的心將因憤怒、反感而悸動」。百年多年前的法國，德雷福斯是因為生為猶太人而被判有罪；今天，在號稱將引領21世紀人類文明、大國崛起的中國，劉曉波則是因為書生言論而被判罪。

第二句，左拉說：「一個社會到了這種地步，就要解體了」。12月23至27日我正好在北京，與我接觸的老友、家人以及學生輩的年輕人，或許大多不知、或許知也不提正在「被受審」、「被宣判」的劉曉波。時值歲末節慶，大小飯館座無虛席，燈紅酒綠，一派萬民齊hi、盛世中國景象。我也曾造訪萬盛書屋，看到門外停着監視的警車，看到新書架上醒目地陳列着鼓吹「中國模式」之類的一本又一本新書。

第三句，左拉說：「我希望人們的思想真實而純潔。以至於彷彿是透明的，而且表達思想的句子要凝結得像金剛石般堅固」。在左拉看來，「真實而純潔」的思想，應「凝結得像金剛石般堅固」，才能顯示出透明的光彩和力量。左拉投向社會〈我控訴〉的炸彈，引爆了聲援德雷福斯的「人權聯盟」與捍衛軍方與國家政策的「法蘭西祖國聯盟」兩個知識分子團體的大辯論。他們各自徵引法國的集體記憶，即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前者訴諸啓蒙的普世價值──人權和「政教分離」；後者則從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利益出發，視法國大革命爲動亂之源。20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德雷福斯事件的勝利有效地阻止了法國知識界的整體右滑趨勢，也抑制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

在21世紀，在中國，兩岸三地以及海外的中國人，對20世紀中國是否還享有共同的集體記憶？在利益、罪惡和謊言面前，是還保有「人性良心的一刹那」？如果有，又是些什麼？中國知識份子，是否可能並且可以在公開的辯論中，逐漸呈現出「凝結得像金剛石般堅固」、「真實而純潔」的思想？這是質疑，也是期待。

 

節錄自《從劉曉波的耶誕禮物──反思兩岸三地的政治未來》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