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歧視重現矽谷

21世紀的矽谷和1980、1990年代的華爾街之間的相似性已為人們所熟知—二者都呈幾何級數增長，動輒就有10億美元計的收入，都能用高收入吸引眾多青年才俊。不過，它們陰暗的一面也十分相似，而這值得反思。30年前，金融行業崛起的同時性別歧視文化也在蔓延，銀行和證券公司都不能或者不願去遏制一個由男性統治、由明星從業者推動的體系。這種情況在美邦（Smith Barney）旗下位於紐約加登城（Garden City）的一家證券公司體現得尤為突出，那裡的女性僱員經常受到性騷擾，這家券商也因此背上了「蓬蓬屋」（Boom-Boom Room）的惡名。到了現在，在近十年來最成功的一些科技公司裡，似乎依然盛行華爾街式的男性至上主義。

7月1日，沃爾夫（Whitney Wolfe）針對流行交友應用app Tinder及其母公司IAC/InterActiveCorp提起性騷擾訴訟。曾任營銷副總裁的沃爾夫稱，她不斷遭到性騷擾，但Tinder的行政總裁和他在IAC的上司卻不這麼認為。沃爾夫在訴狀中指控的行為令人震驚：她說，曾與她交往過的Tinder營銷總裁馬丁（Justin Mateen）說她是「廢物」、「常換男朋友」、「笑話」、「拜金女」、「傳染病」、一個要想保住工作就得被人看住的「蕩婦」。

沃爾夫說，Tinder的行政總裁（CEO）拉德（Sean Rad）毫不理會她的求助，說她太「誇張」，並告訴她如果她不能與馬丁和睦相處，她就得從公司走人。沃爾夫在2014年公司的一次晚會後離開了Tinder，那次晚會上馬丁當著拉德的面稱她是「婊子」。

這些已經相當讓人難以接受了。但還有更過份的，沃爾夫說，她還被剝奪了公司聯合創辦人的頭銜，而且她在公司創辦過程中的功績也被抹掉了。如果是這樣，那就是再次中傷，因為一家當紅創業公司的聯合創辦人比普通僱員有更多機會。

對曾做過的事加以篡改，並把公司元老掃地出門，這在一些當紅新創企業中很常見：想想Facebook 和EduardoSaverin，Twitter 和Noah Glass，以及Snapchat 和Re g g i eBrown的例子。如果沃爾夫的指控是真的，那麼就可以證實，科技行業普遍存在的男性至上主義不僅影響到了低層級的「程序員」，而且也侵害了「創辦人級別」的人士。雖然兩者有所不同，但這種性別歧視造成的傷害卻不亞於當年的「蓬蓬屋」。

什麼人才算得上「聯合創辦人」，什麼人只是早期僱員呢？去年夏天我花了兩周時間為《彭博商業周刊》寫了篇特寫，之後我對Tinder有了些判斷。我發現，這家迅速崛起的新創企業其實並非新創，原因在於IAC持有它的多數股權，這也是拉德和馬丁似乎急於想擺脫掉的眾多特點之一。在跟幾乎每個參與者了解情況之後，我覺得正是這群人在維持Tinder的運轉。這是一個團隊：穆諾茨（Joe Munoz）建立了技術方面的後台支持；JonathanBadeen編寫了iOS代碼； ChristopherGulczynski負責設計；拉德，負責統籌全局；以及沃爾夫負責營銷。

2013年夏，鑒於拉德和馬丁兩人都不願承認其他人的貢獻，我選擇不在文章中評判這種小家子氣，只是委婉地、以不提名的方式談到了其他人的工作。我沒有提及沃爾夫，但完全是出於另外的理由。在Tinder的公關代表（女性）對她進行了短暫的介紹之後，跟我交談眾多男性中沒有一人說到她，於是我也沒想到在文章中提及她。

在訴訟提起之後，我與更多的Tinder僱員進行了交談，我確信沃爾夫跟其他人一樣應該被稱為聯合創辦人。2012年，當Tinder還默默無聞時，沃爾夫制訂了計劃在大學的女子聯誼會中推廣公司的服務。「我們派她去全國各地，」穆諾茨說，「她在營銷方面很有天賦。她會去女子聯誼會的各個分會，進行講演，讓所有在場女生安裝那款應用。然後，她會再到相應大學裡的男生聯誼會，男生們打開應用就能看到他們認識的所有那些漂亮女生。」Tinder的基礎用戶數擴大了兩倍，穆諾茨說。「在那個時候，我覺得聯動效應開始了，直到拉德錄用了他的老朋友馬丁，讓他成為沃爾夫的上司。」

沃爾夫在訴狀中稱，是她向拉德建議採用Tinder這個名稱的。「她從未因為（她的貢獻）獲得過表彰，」穆諾茨說。「她從來沒有因為這個受表彰。她的貢獻被剝奪了、被邊緣化，被那位朋友取代了。」穆諾茨一開始說拉德不只是因為沃爾夫是女性才會這麼做。但我問他拉德「犧牲」一位優秀的女性僱員，是不是為了某個是他「好兄弟」的人，穆諾茨笑了。他說：「我覺得這就是對這件事的公正解讀。」

馬丁和拉德沒有回應對本文置評的要求。他們在IAC的上級，該集團約會配對業務的行政總裁Sam Yagan也未予置評，沃爾夫通過她的律師表示不予評論。IAC已無限期地中止了馬丁的職務。拉德在致員工的備忘錄中說馬丁的溝通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但同時也說沃爾夫的訴狀中「到處是跟事實不符的地方，漏洞百出。」他還說：「我們沒有因為她的年齡和性別而歧視她，她的訴狀對我的行為和她自己的境遇做了不準確的描述。我們公司非常重視男女平等。」拉德沒有提到聯合創辦人的事。

對於拉德和馬丁的良好判斷力無需多言。去年夏天，我注意到他們兩個都在Instagram上發佈了城市詞典（Urban Dictionary）裡一個新名詞「Tinderslut」（Tinder蕩婦）的截屏。當我向他們問起這事時拉德有些尷尬，說要把這條內容刪除。但馬丁說：「我覺得你不必刪除，對我們來說那是令人激動的一天。」這並不奇怪，在馬丁的Instagram個人空間裡充斥著近乎裸體的女性的照片，以及有關性感女性和人體解剖的戲謔的文字。

沃爾夫在訴狀裡面說：「雖然大家都願意把Tinder高層的行為表述成像『兄弟會』一樣，但實際情況要惡劣得多—是厭惡女性、崇尚大男子主義的極致，而這一現象又常常與科技類創業公司存在關聯。」這種毫不掩飾的態度在科技界十分普遍。Snapchat的創辦人Evan Spiegel近期公佈了他在大學時代的一些電郵，裡面對被他稱為「蕩婦團」（sororisluts）的女性表達了憤怒。在2012年的TechCrunch編程大會上，展示了一款名為「盯乳」（Titstare）的應用，引發了現場清一色男觀眾的陣陣哄笑。

這樣的文化會改變嗎？與華爾街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正在起作用：那就是錢，當年正是在金錢的驅使下各金融機構才開始抵制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它們花了數以百萬的美元就針對自己的大多數訴訟達成和解，設立了多元化總裁（Chief Diversity O_cer）職位，還承諾實現企業文化的專業化。矽谷可能正處在上演一輪與此相似的高價訴訟的關口。

在很多案例中，科技創業公司的創辦人出生時，「蓬蓬屋」式的性別歧視還未盛行，因而這類公司的情況應該會好一些—即無論是什麼樣的血統、種族和性別，人群中的精英都會進化。這也是Tinder這樁訴訟案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它不僅關乎沃爾夫要求得到的賠償，也關乎一位女性主張自己工作被認可的權利。沃爾夫參與了Tinder的創辦，這一點應該讓人知道。——Nick Summers，Sheelah Kolhatkar 對本文亦有貢獻；譯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