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世界探秘

一部《雪花秘扇》，讓「老同」一詞映入大眾眼帘；

不少人直觀地將其理解為「女同性戀」，業內人士卻著急地強調：「老同」非「女同」！

其中的界線，是否真正明晰？內里的說不清、道不明又有誰能評說？

無論如何，「女同」已大大方方地成為熱點談資；

這個群體，自古便有記載；

她們比「男同」更為低調、隱秘，更有歷史淵源……

現代中國「女同」真正走入大眾視野，大概是從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開始。會上，「性權利」問題被提出並引發激烈討論，之後，中國的女同性戀者開始變得活躍。有人把這次大會稱為「分水嶺」，中國「女同」由此開始引起國際關注。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無論是現實主義作品還是浪漫主義作品，都有大量女同性戀形象出現。各種描寫逐漸從舊時的模糊隱晦，過渡到大膽直白。

五四時期至今，從廬隱的《麗石的日記》、丁玲的《暑假中》、王安憶的《弟兄們》，到陳染的《破開》及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同性戀題材小說經歷了從內容到思想內涵上的變遷。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的林白、陳染，她們受西方同性戀女性主義觀點的影響，以「超性別意識」的觀念，大膽地書寫女同性戀題材的小說。

在《暑假中》，有同性間惺惺相惜的描述，也有肌膚之親的大膽描繪。文中有這樣的情景：兩個年青女教師倒在床上「用力地擁著，並恣肆地接起吻來」……

這些女作家大多把女性同性戀擺在不為社會所容的位置上，並把其最終失敗當作女性的一種人生痛苦來表現。

新世紀反映女同性戀的影視作品也不少，且頗具影響。承接1997年出品的台灣電影《美麗在唱歌》和香港電影《自梳》的成功，2003年內地導演李玉拍的《今年夏天》備受關注，此外，還有《藍色大門》、《蝴蝶》、《孤戀花》、《植物學家的女兒》、《刺青》、《花吃了那女孩》、《得閑炒飯》等，其中不少甚至獲得「金馬獎」之類權威大獎的鼓勵。《今年夏天》的兩位主演潘儀和石頭，還借影片上映，公開她們是一對女性同性戀的事實。

無論是因為《雪花秘扇》這類影視作品，還是呂麗萍等名人關於同性戀言論引發一系列爭論的緣故，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今的中國大眾對同性戀的看法已有極大轉變。某校園網做過一個有趣的調查，討論「男同」與「女同」的被接受程度，發現人們對「女同」的認同遠超過「男同」，理由倒有點無厘頭：「聽起來沒那麼噁心。」

大多數人確實已經不再那麼排斥這種「另類」情感。2004年，我國官方首次公布了一組數據：男同性戀人群約為500-1000萬人。但官方沒有公布女同性戀的人數。我國研究同性戀問題的專家張北川教授估計，女同性戀人數應該也在1000萬左右。而在這近千萬的人數中，城市中的「女同」佔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位專家李銀河針對現實中的同性戀有過很多著述。她曾比較過「女同」和「男同」的交友方式，認為前者不像後者那樣願意到公共場所去找伴侶，而較多在朋友、熟人中尋覓；她們同伴侶相處的時間更長，感情的投入更多。相對於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更容易讓朋友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也多數僅限於告訴最親近的朋友。不過近年來已有一些比較大膽的女同性戀者，敢於「出櫃」（公開性取向），甚至與女友公開舉行「婚禮」。

網上還流傳著一句話：「行行出拉拉。」這裡的「拉拉」便指女同性戀者。某網站「同性板塊」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教育培訓類、廣告傳媒類、國企機關類、藝術類及IT、設計等行業，女同性戀者占的比例較大。山東大學第二醫院心理科主任徐蘭接受採訪時說：「從我們接觸的『女同』來看，人群結構很複雜，有高層人士，工薪階層，也有打工妹。但高學歷女性更多，佔三分之二左右，依次為研究生、公務員、本科生、企業高管等。」也就是說，高學歷者中更多女同性戀。徐蘭認為，那是因為高學歷或社會高層次女性，對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們會更多地嘗試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同時，這些高學歷女性，本來就接觸外界範圍廣、渠道多，易找到高層次的同性伴侶，而且認為「當拉拉很時尚」。

李銀河在《同性戀亞文化》中的一份問卷數據指出，同性戀者的身份認同最早在14歲，最晚在29歲。她認為女同性戀者的自我身份認同，主要包括身份感知、身份困惑以及身份接受的過程。她的態度是，同性戀者「是正常人，他們就像左撇子一樣，很正常，對他們要寬容」。

大多數關注同性戀或者做性研究的心理專家與學者，也都認同李銀河這一觀點。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負責人柯倩婷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很多普通人其實都處於一種「性身份的流動」中，只是並沒有意識到。她贊同更多人去實踐並認知自己，「與其壓抑到精神衰弱，再去看醫生，不如勇敢地嘗試探索自身感受，真誠面對，哪種感情都是真的。」

記者：你所了解的女同性戀者，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

柯倩婷：她們更多人會選擇低調，這是「女同」比「男同」更神秘的原因之一。因為女性本身的弱勢特徵，她們甚至選擇婚姻的機會更多，這樣更穩定並有所依賴。所以「女同」群體中，「T」較多，「P」較少。因為「P」比較不那麼抗拒異性，很多最後選擇了婚姻。那些已經公開「出櫃」的，大部分都是「女同」群體中的幹事或者是熱心的志願者。她們多數都經歷過掙扎，明確了自己的選擇，有能力又有自由職業，而且都善於表達自己，能夠很坦然與身邊人相處。此外，她們沒有什麼特殊的特徵，我認識的大多數「女同」價值觀都很主流，很好相處，也很積極上進。

記者：你所認識的女同性戀公開者是否很多？

柯倩婷：不多。很多人選擇不公開，主要還是擔心社會輿論。就算沒有明文規定，但很多事業單位或者國企，仍然會有不成文規定，如果公開這樣的性取向，她們會直接或間接地被開除。所以我說公開身份的人多數有能力又有自由職業。比如一個做外語培訓工作的老師他她（化名），她的工作能力很強，不會擔心公開身份被工作單位以各種理由開除，能夠「東家不打，打西家」。

但我相信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1995年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時，NGO論壇吸引了大批國外女同性戀活動家的討論，中國在近十幾年裡，女同性戀群體及相關活動的發展速度，已令全世界感到震驚。現在有更多人參與到這個「圈子」，她們明白被公開是必然的。

記者：是否因為環境的包容讓她們更公開了？

柯倩婷：我並不覺得環境更加開放或者有包容性了。中國雖然沒有像外國那樣喊打喊殺，但普遍的態度是沉默，只是「知道有這群人」，但「不管」。這對這個群體是遠遠不夠的。她們仍然被迫面對幾大問題：1、公開身份有危險，比如失去工作機會；2、有被迫進入婚姻的壓力；3、有普遍的眼神歧視；4、沒有基本的婚姻保證。不過相較以前，環境已在不斷改變，比如2000年前討論同性戀，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沒有」，但現在人們知道她們的存在，她們有了更大可見度；媒體的報道更偏向公正，而非獵奇；相關的華人組織已跟國際接軌，並相互間建立很多聯盟組織等。只是在享受社會權利等問題上，還未完全「鬆動」。

記者：同性婚姻，對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是否同樣重要？

柯倩婷：在中國，結婚這件事可總結為三大功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跟父母有所交待；相互間關係有了基本保障，比如共同承擔責任、有繼承權、手術前的簽署權等。這些對同性戀者來說也一樣重要，起碼在倫理傳統中尤其有被承認的需要，所以不論男女，他們都會強烈爭取婚姻的權利。但目前來講，很多同性戀者都不會考慮結婚。因為同性戀中關係穩定的本來就少，也都知道結婚的可能性不大。

記者：爭取婚姻權利是她們群體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嗎？她們平時的活動會以什麼樣的形式進行？

柯倩婷：由於這個群體被認同的程度還遠遠不夠，爭取婚姻權利每年都有提出，但遭到的批評與反撲依然很大。所以我所知道的女同性戀群體活動，更多主題只是交友，在咖啡廳、酒吧等聚會場所進行，而且並不排斥異性戀者。還有一些活動主題也很明確，會用不同的表現形式，比如畫畫、戲劇等來講自己的故事，表達自己的觀點，也通過活動認識自我。此外，就是一些親友會，像吳幼堅主持的那個，是為了同性戀者的長輩彼此交流，協助家人了解他們，並幫助「出櫃」者。

記者：這個群體中，有沒有年齡特徵？

柯倩婷：我認為沒有。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同性戀者，正視自己都很晚，很多一早已捲入異性婚姻，有很多可能身體上意識到了，但事實卻沒發生過。「80后」的爆發期的確在初中階段，因為社會給了她們更寬闊的空間去認識自我。這個過程中其實難以區分是或者不是，因為性或者戀愛很多一開始都不是直接指向婚姻的。

記者：你怎麼看現在流行的「偽同性戀」？

柯倩婷：很多人會這樣問，但我不認為這是趕時髦。如果只是尋求刺激，可以認為是趕時髦。但不能認為去實踐，就是「偽」的。那也是一種個人探索。一個人一輩子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身份，在已確認自己身份的女同性戀中，也有很多是交過男友的，那只是探索自身的一個過程，我稱之為「性身份的流動」。我相信有情慾並不是問題，真誠面對自己的情慾，哪種類別的感情都是真的。正視自己的性取向，從社會意義來講，起碼還可以少一些欺騙性的婚姻。

案例一：女編劇酒吧里遇上「真愛」

簡化(化名)，38歲。除了幾個相交多年的老友，在工作單位幾乎沒人知道她是「拉拉」。她大學畢業後到廣州某平媒工作，後來辭去工作專心寫作。她說：「到28歲時我才正視了自己的性取向。」

大學時她曾與一位女校友交往密切，當她告訴對方自己可能有同性戀傾向時，好友卻開始疏遠她。她很灰心，同時也並不確定自己就是同性戀，所以後來試著跟男生拍拖，有過一個差不多已談婚論嫁的男友，最終卻因發現男友腳踏兩船而分手。

單身多年後，她在朋友介紹下走進廣州某女同性戀主題酒吧，結識了一個「拉拉」群體，並在這裡找到今天陪伴在身邊已5年之久的真愛。「我發現這個圈子有很多志同道合之人。現在我才明白，別人怎麼看我不重要，找到自我、享受真實才重要。」

案例二：前衛女大學生「公開身份」

繁花（化名），25歲，已與一富家男結婚。她做過幾年模特，一直活躍在校園網，是某大學知名校花。大三時，公開交往過很多位男友的她，突然高調地在網上宣布自己是「拉拉」，出入同性酒吧，與不少「女同」交往甚密，甚至公開自己與「親密愛人」的親昵相片。但不到半年時間，她又突然嫁給一富家男，成為「豪門少奶奶」。此舉讓很多人咋舌，認為她屬於「偽同性戀」，目的只是為了出名。

案例三：假小子「秘密」不能說

Aaren（化名），25歲，在讀研究生。她留著一頭短髮，平時話不多，給人第一印象就是「有點靦腆，像個假小子」。

她說從小就意識到自己和別人不同，會因為小女孩親她一口而臉紅心跳。初中時，她曾喜歡過班上一個女生，但未表白。進入大學后，Aaren才開始主動追求對方，一次醉酒後在電話中的告白，令二人走到一起。但那個女孩明確告訴她，她以後想過正常人的生活。所以Aaren後來主動提出分手，因為她覺得不能耽誤對方。現在那個女孩已交男友，Aaren仍然孑然一身。她說：「希望經濟獨立后，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真愛。」

案例四：美女坦言「愛得起」

他她（化名），33歲，某大學外語老師。她和女友從大學時代相戀至今已有10年，已在廣州東山共築愛巢。在她看來，之所以能堅定自我認同，得益於平時喜歡看一些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博客，內心不斷成長。

為增加公眾對自身所處這個群體的理解，他她身體力行為同性戀者爭取利益與認同。在單位她從不避諱自己的特殊身份，還成為廣州同性戀者親友會的一名義工。業餘時間她把自己的QQ空間經營成一個幫助廣大同性戀者接納自我、積極生活的心靈驛站。「讓我最開心的事就是，越來越多的同性戀者看了我的空間，開始接納自己，做真實的自己，這讓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舊時南方民間立誓結為姐妹的一種說法，要在神佛面前盟誓，要有見證，生生死死不離不棄。這是女人間最親密的關係，甚至超越夫妻、姐妹。彼此溝通靠寫在扇面上的一種秘密語言———女書。

「T」指特質傾向於陽剛，或外貌喜歡作男性化/中性化裝扮者，T的稱呼可能來自英文的Tomboy；「P」即「婆」，指裝扮、行為、氣質陰柔的女同性戀者。此外，還有一種稱為「H」，是指不分「T」或「P」的那種人，嚴格地說，「H」才是真正的女同性戀者。

英文中用Lesbian表示女同性戀，這一詞來自古希臘的著名女詩人薩福。她曾於公元前6世紀生活在萊斯波斯島的婦女群體中，由於薩福、萊斯波斯島和女同性戀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萊斯波斯風」和「薩福之風」這兩個詞均被用作女同性戀的同義語。Lesbian，通常簡稱為LES，中文常翻譯為「拉子」或「女同志」，另外還有「拉拉」、「蕾絲邊」等。而「拉子」的最早使用與發明是在女同性戀作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一書中，後來成為女同性戀社群內部用來指稱自己的術語之一。

關於嶺南地區類似「女同」的記載，到清代中葉以後尤其詳盡。

清代道光咸豐年間的書畫家羅天池的《詩翰卷》中有一段涉及清中葉廣州地區的女同性戀的描寫：「引誘少婦觀戲劇游寺院，在家則只知吸水煙打紙牌，不知中饋針黹為何事。其尤甚者，兩婦相契名曰朋友，合歡如夫婦。」據推測，此當為嶺南地區「自梳女」盛況。

與羅天池約略同時的梁紹壬在他的《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記載了廣東順德蠶女組成的「金蘭會」。曰：「廣東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姐妹，名金蘭。女出嫁后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姐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能禁也。」

到清代光緒年間，張心泰的《粵游小志》也有廣州婦女結成「金蘭」的記載，和梁紹壬的記載大略相同。《粵游小志》中更稱：「此等弊習為他省所無。近十餘年，風氣又復一變，則竟以姊妹花為連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儼若藁砧者。然此風起自順德村落，后漸染至番禺、沙茭一帶，效之則甚，即省會中亦不能免。又謂之『拜相知』。凡婦女訂交后，情好綢繆，逾於琴瑟，竟可終身不嫁，風氣極壞矣。」

此外，福建沿海以捕魚為生的惠安女中，與順德蠶女相似的同性之戀也很常見。有研究分析，認為明清兩朝及民國初期，在福建、廣東等地，后至首府北京，女子結成「姐妹」或是「金蘭」的情形之所以成為風氣，可能與當地經濟發達、女子可以獨立的狀況有關。

8月13日《羊城晚報》

資訊來源：羊城晚報 作者譯者：那拉 黃巧珍 2011-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