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現艾滋病隱秘人群 快檢小組在蘇州、太原等地檢測出僧人、聾啞人感染HIV ... ...

鳳凰周刊 記者 李光 2012-09-18

龍龍花300塊錢給一位僧人買了套衣服，換下他的僧袍，再給他帶上帽子和墨鏡，帶他來到蘇州市疾控中心做艾滋病檢測。結果，陽性。

這是龍龍在一年多前第一次發現僧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但這並不是個別現象，到目前為止，龍龍所在的江蘇彩虹工作組已經發現了三名僧人感染HIV。在另一個城市太原，山西藍典工作組檢測出三名聾啞人感染HIV。這些草根小組從2010年開始與中國艾滋援助基金會（美國）合作，在大陸推廣「優質快檢」服務，結果意外地發現了諸多隱秘的HIV感染者群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開始在大陸提供HIV快速檢測服務。

2011年，這兩個工作組和兩省預防醫學會合作的項目都入選了國家艾滋病防治社會動員項目。這些草根組織的意外發現已經引起官方的注意，它凸顯出大陸目前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力有未逮，特別是HIV檢測模式亟需更新換代。

上門快檢的意外發現

2011年2月的一天，彩虹工作組的負責人龍龍接到一位陌生僧人的電話，他通過網路查找到彩虹工作組的快檢預約電話，但不方便來工作組的辦公室檢測，希望龍龍能到寺廟裡為他檢測。龍龍當即答應——上門服務是優質快檢項目的主要特色之一。

龍龍以香客的身份來到寺廟，在僧人的寮房中進行一對一檢測，結果為陽性，但這只是疑似結果，最終的確證檢測必須由當地疾控中心進行。龍龍說服僧人並陪他一起去了當地的疾控中心，結果仍是陽性。當時他的CD4含量已經僅為45——CD4含量是衡量艾滋病惡化程度的重要指標，正常成人的CD4細胞應該在每立方毫米500個到1600個——「這說明他很久以前就已經感染了HIV。他當時已經患有嚴重的卡氏肺炎（艾滋病的重要病變），如果不及時用藥可能很危險。」龍龍說。通過與當地疾控中心的協調，這位在蘇州出家的外地人得以及時服用抗病毒藥物。

龍龍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他認識一些有同性性行為的僧侶，於是動員他們接受HIV檢測。結果接受檢測的10名僧侶，有3人是陽性。龍龍說，「佛門弟子由於身份的原因，顯然不能在自己的寮房中放置安全套，而且他們接觸艾滋病防治知識的渠道要少得多，我們更不可能走進寺廟去做這方面的宣傳工作，所以這個群體中的艾滋病工作更加困難。」

還有一次，龍龍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和他約在蘇州一個咖啡館的包廂內。龍龍能夠感覺到這個人的緊張和謹慎，他對龍龍的很多問題都避而不答。龍龍不便多問，按照操作流程為他檢測，同時講解一些相關知識。當天下午，龍龍就陪他到了蘇州市疾控中心做了確證檢測。又經過一個多星期的交流，龍龍才知道，原來他是蘇州周邊某市的一位政府官員，「他告訴我，他平時去疾控中心都是去視察工作，所以他怎麼能去當地疾控中心檢測？」

在另一個項目城市太原，藍典工作組經常去同性戀酒吧和浴池開展快檢活動，志願者原木發現一個特殊的群體：聾啞人。多次接觸之後，他們對原木也比較熟悉了，有一次，原木對其中一個聾啞人笑了笑，他用手指了指樓上，然後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做出捏著一根針的樣子，在右手的食指上迅速地扎了一下。那個聾啞人點了點頭——他已經知道原木等人每周來這裡是做什麼的了。檢測的結果是陽性。操作檢測的志願者李響只能通過文字和他進行交流。

後來，通過這個群體中的一個中心人物，先後有10名聾啞人接受了HIV快速檢測，其中有3人結果為陽性。更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這些人對於艾滋病幾乎一無所知，很多人會問他們「艾滋病是什麼？」而且，他們和聾啞人的交流也「特別費勁」。有一次，原木花了三個多小時，用簡訊向一位聾啞感染者解釋艾滋病和他的感染情況。聊到最後，原木以為一切已經講清楚了，忽然又收到他的簡訊說：「我昨天吃了一個梨子，你的檢查結果可能是錯誤的。」原木頓感崩潰，「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我只能告訴他這個和吃什麼是沒有關係的。」

李響也有類似的苦惱，「我也不知道他們對艾滋病到底能理解到什麼程度」，「我只能告訴他們這是一種病，不太好治療，如果他的CD4低的話，再告訴他一定要按時吃藥。只能做到這個程度了。」

MSM（男男性行為）人群是艾滋病高發群體之一，也是快檢小組的主要目標人群。快檢小組的新發現給內地艾滋病防治敲響了新的警鐘。這些意外的發現也更加凸顯出大陸目前在發現HIV感染者工作中的力所不逮，其檢測模式亟需更新換代。

快檢模式亟需推廣

目前，大陸地區開展的多數HIV自願諮詢檢測都發生在醫療機構，檢測結果往往要等待一到兩周后。繁瑣的檢測過程，漫長的等待時間，加上很多人擔心個人信息被暴露，以及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對HIV感染者的歧視，導致中國大陸極低的HIV檢測率。

相對於常規的酶聯檢測而言，快速檢測的血樣更容易採集，操作更為簡便，一般在30分鐘內即可獲知檢測結果，檢測人員可以直觀地判定和解釋結果。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10年的一項國家比較分析表明，許多高收入國家已經在高危人群外展場所開展了快速檢測試點，美國則將快速檢測納入到國家推薦的HIV檢測程序中，作為酶聯檢測的替代方案。此外，許多高現患率的低收入國家也推薦採用2至3種快速檢測程序。只有中國、哈薩克、伊朗和若干個阿拉伯聯盟國家仍在使用傳統的HIV檢測程序。

儘管中國疾控中心最新發布的《全國艾滋病檢測技術規範》允許在緊急情形下或在高發病率地區進行HIV快速檢測，但多數診斷實驗室仍在使用傳統的酶聯檢測。而且，由於《技術規範》對快速檢測設置了很高的條件，草根組織很難獲得這樣的資質，實際上只有各地疾控中心和醫療機構才能達到《技術規範》的標準，所以由草根組織操作快檢目前在大陸仍有爭議。

哈佛大學的研究報告認為，HIV快速檢測的主要優勢是便於在非醫療場所使用，建議中國「增加快速檢測在非醫療場所的推出，以擴展至更多的人群。」

2010年4月，中國艾滋援助基金會開始在大陸開展優質快檢項目，培訓草根小組自己操作HIV快速檢測。基金會主席烏辛堃解釋說，「我們的快檢不是替代政府的工作，不能出具正式的初篩報告，還是要把疑似陽性者帶到疾控中心做正規檢測。」

不過，在項目開展之初，這些草根小組並沒有得到來自疾控中心的支持，他們懷疑這些小組是否有能力做好這項工作，也擔心小組的檢測人員可能因為職業暴露的風險而感染HIV。江蘇彩虹工作組的志願者笑稱，他們「做了兩年地下工作」才得到當地疾控中心的認可。現在，他們經常受到疾控部門的邀請去參加相關培訓。山西省疾控中心甚至為藍典工作組提供部分快檢試劑，希望他們進一步擴大檢測範圍。

草根組織開展的快速檢測及其與疾控部門的對接可以有效減少陽性感染者的流失，並使感染者能接受到政府提供的相關服務。蓋茨基金會高級項目官員馮育基認為，一個有效的體系應該是「三位一體」：草根組織、疾控中心和醫院各自發揮優勢，緊密合作。

將檢測作為干預手段

截止到2011年10月底，中國大陸艾滋病感染及病例報告數約37萬餘例，估計數高達78萬，這意味著大多數感染者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的狀況：來自衛生部的官方數字指出，僅有約三分之一的HIV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狀況。

醫學研究表明，不知曉自己感染狀況的感染者通過性關係傳染他人的比例比知曉者高出三倍之多。只有通過檢測，患者才能知道自己的狀況，從而控制自己的高危行為，減少傳播。因此，「將檢測作為干預手段」已經成為國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先進經驗。蓋茨基金會、中國艾滋援助基金會等國際機構也正致力於在中國大陸推廣這一理念。

馮育基解釋說：「HIV檢測屬於開展高危人群行為干預的核心內容，也屬於進一步開展關懷和治療的切入點。陽性知曉會促進感染者及時接受關懷與治療，感染者越快接受醫療保健和其他支持服務，他們生活的質量和存活長短就越可能得到改善，而且可以減少機會性感染並降低二代傳播。因此檢測對個人和公眾都有好處。」

這種新的理念與傳統的防治艾滋病宣傳工作有很大不同，草根小組的工作人員對此有著更為深切的感受。原木說：「以前就是每天發安全套，不知道有沒有效果，人家也反感。現在，每個來檢測的人，你都可以靜下來給他講很多東西，效果比單純的宣傳好得多。」

由於社會與家庭對男性同性性行為的歧視和壓力，MSM人群大多趨向於隱藏自己的身份，外界的工作人員往往難以接觸。此外，MSM人群性行為活躍，流動頻繁，危險性行為比例高，單純依靠疾控部門的力量難以有效覆蓋該群體。而草根組織對MSM人群的生存方式、活動特點和特殊需求了解，能深入到目標人群中開展工作並為社群所接納、信任。與官方對社會大眾的宣傳相比，直接對特殊群體動員的效果更顯著。

官方數據顯示，大陸男男性行為群體中的HIV感染率大約在5%左右，而太原的藍典工作組發現感染率平均可達13.55%，2011年7月到11月的檢測感染率竟然達到22%。在藍典工作組的影響下，太原市疾控中心把對這一人群的感染率估計值從幾年前的4.7%調升至2011年的12.3%。此前，誰也沒有料到這裡的HIV感染率也會如此之高。

截至2012年6月，內地27個城市的優質快檢小組共計檢測了11433人，其中發現陽性888人，陽性率為7.8%，與官方的檢測數據相比較，是2011年全國男男性行為人群中HIV發現率3.24%的兩倍多。

「扭轉艾滋病蔓延趨勢的前提是檢測和治療的覆蓋率必須大幅度地提高，而快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馮育基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快檢小組成員的名稱均為網名）